_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裁判文书
本文被赞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案号:(2018)沪行终7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瑞适影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周稷栋。
  委托代理人辛果,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国际机场工作区。
  法定代表人倪洪中。
  出庭负责人张小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副关长。
  委托代理人胡旭芬。
  委托代理人陈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高融昆。
  委托代理人江星希。
  原审第三人龚宽,男,1971年2月24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瑞适影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适公司”)因海关行政处罚及海关行政复议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瑞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辛果,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以下简称“浦东机场海关”)的负责人张小琰、委托代理人胡旭芬、陈浩,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以下简称“上海海关”)的委托代理人江星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6日,瑞适公司通过龚宽以上海利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茗公司”)名义,委托上海丹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田公司”),向浦东机场海关申报进口货样广告品A项下货物两票,申报品名均为电气扩音机组,申报总价分别为CIF1,200美元及CIF8,000美元,报关单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及XXXXXXXXXXXXXXXXXX。经海关查验发现,实际进口货物分别为Lc8.1音箱2只、W1-0708音箱线14根及TWRSM-1音箱2只、MRX-2分频器1台,涉案货物实际金额与申报金额不符,货物随机发票显示价格为22,129.22美元和161,000美元。2015年1月7日,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同日,缉私部门受理案件并进行刑事立案调查。2016年1月5日,刑事侦查终结,上海海关缉私局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0月31日,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于2017年3月1日移送浦东机场海关进行行政处理。浦东机场海关经调查后,于2017年8月10日,向瑞适公司及龚宽分别制发《行政处罚告知单》(沪机关缉告字[2017]543号和544号),告知海关核定涉案货物的计税价格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如无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279,893元,应缴税款共计80,329.29元,偷逃税款共计64,186.68元[核定日期2017年3月10日,核定证明书文号:沪机关核字(2017)20号],并告知二人伪报价格行为构成走私行为,拟没收涉案货物,以及其享有申辩、陈述及申请听证的权利。瑞适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向浦东机场海关提出申辩意见。浦东机场海关经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复核及讨论后,于2017年11月2日对瑞适公司及龚宽作出沪机关缉查字[2017]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瑞适公司采取伪报价格的方式,通过龚宽以利茗公司名义,委托丹田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向海关申报进口上述货物。经海关核定,上述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为279,893元,应缴税款共计80,329.29元,偷逃税款共计64,186.68元。上述事实业已构成走私行为。浦东机场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没收涉案货物。瑞适公司不服,向上海海关申请行政复议。上海海关于2018年1月3日受理后,追加龚宽为复议案件第三人,并于同日向浦东机场海关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浦东机场海关于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同年1月11日,瑞适公司提出听证申请。上海海关于同年1月17日和2月2日召开复议听证。后上海海关于同年2月11日作出上海海关复字(2018)0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浦东机场海关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该决定已向双方送达。瑞适公司仍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浦东机场海关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上海海关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法院另查明:在本案刑事侦查及后续行政案件调查过程中,缉私机关及浦东机场海关曾对瑞适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稷栋、龚宽,以及利茗公司、丹田公司的工作人员等制作过多份讯问、询问笔录。周稷栋在最初的讯问中认可涉案货物随机发票显示的价格为实际价格,并表示其购买涉案货物系用于个人使用,报关材料特别是发票也系其交给龚宽,目的在于少缴税款。但此后周稷栋对上述表述予以否认,并提交了相关交易材料,其表示涉案货物系其经营公司即瑞适公司自美国西湖公司(WestlakeAudioInc.,以下简称“西湖公司”)购买,实际成交价格分别为5,532.33美元及40,251美元,其中一套音箱用于销售给案外人王某某,王某某则在浦东机场海关的询问中对其购买行为予以承认。对于其与龚宽就价格的沟通问题,周稷栋在2017年3月1日的询问中表示,相关报关手续均由龚宽自行处理,其并未将涉案货物真实价格告知龚宽,但其认为龚宽对音箱较为了解,知晓货物的大致价格,并且知晓龚宽会以二手价格亦即低于涉案货物成交价格的价位报关,由此其可少缴税款,并提交了相关材料。而在对龚宽的讯问、询问中,龚宽除在2015年1月7日的初次讯问中表示其自行购买涉案货物外,均表示其系为赚取好处费,受周稷栋之托办理报关,报关价格系由周稷栋确定,其虽不知晓涉案货物实际价格,但能够确定申报价格远低于实际价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海关法》第六条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之规定,浦东机场海关作为本案违法行为发现地海关,依法具有对瑞适公司涉嫌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第四条之规定,上海海关作为浦东机场海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瑞适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瑞适公司与龚宽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境的行为,系走私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进一步规定,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境的,系走私行为。据此,走私行为主观上应当包含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的故意,客观上则实施了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其他方式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境的行为。本案中,瑞适公司通过龚宽以利茗公司名义,委托丹田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就涉案货物向海关进行申报,申报价格显著低于货物随机发票显示价格及后续调查中核定的计税价格。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该行为系由瑞适公司及龚宽发起,且具备通过伪报货物价格,偷逃应纳税款的故意。对此,龚宽在调查过程中除第一次讯问外,均予以认可,其关于不知晓货物实际价格但知晓申报价格明显偏低的表述亦始终稳定。瑞适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稷栋在调查过程中虽始终否认其实施了伪报行为,并认为责任应由龚宽等人承担,但在案证据表明,瑞适公司系涉案货物的实际购买人及报关的实际委托人,且周稷栋在询问中亦明确表示知晓龚宽会按照低价申报进而使其少缴税款,故可以认定瑞适公司具有通过伪报货物价格,偷逃应纳税款的故意,其亦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瑞适公司关于违法主体的异议,不予采纳。瑞适公司关于其行为属申报不实和虚报而非伪报的主张,亦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浦东机场海关根据刑事侦查及行政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认定瑞适公司与龚宽的行为符合走私行为构成要件,并在依法核定计税价格、偷逃应纳税款的基础上,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没收走私的涉案货物,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在由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办理后,浦东机场海关依法开展了调查取证,告知了瑞适公司、龚宽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权利,并在对瑞适公司的申辩意见进行复核后,经集体讨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益,执法程序合法。瑞适公司认为涉案货物价格核定程序违法,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应由行政执法人员重新调查后作出等程序方面的异议,均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上海海关受理瑞适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瑞适公司申请组织听证,并在综合审查相关证据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该行为的作出符合《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遂判决:驳回瑞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瑞适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瑞适公司上诉称:周稷栋与龚宽在刑事侦查期间形成的讯问笔录是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高压下和被疲劳审讯时作出的不实供述,不应作为行政处罚证据,周稷栋未向龚宽提供过涉案两票货物的报关发票;上诉人主动履行了通关申报的义务,没有逃避海关监管;被上诉人浦东机场海关提交的沪机关核字(2017)20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以下简称“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涉及上诉人的重大权利,应向上诉人送达,但浦东机场海关未向上诉人送达,故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报关货物的价格申报不准确属于申报不实,不属于该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构成走私的伪报,后者应仅限于货物名称的伪报,不包括对货物价格的申报不准确。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认定上诉人构成走私,并没收涉案两票货物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公平正义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浦东机场海关辩称:没有证据证明在刑事侦查阶段的笔录非周稷栋和龚宽的真实意思表示;周稷栋在2015年1月7日、1月12日的讯问笔录中,均承认涉案两票货物的报关发票系其提供给龚宽,从周稷栋与龚宽的来往邮件看,以往委托报关时均是由周稷栋向龚宽提供报关货物品名、价格等信息,上诉人是涉案报关货物的收货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将其作为违法行为主体并无不当;上诉人明知涉案两票货物的真实价格却以低价申报,其明显具有逃避海关监管的故意,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认定上诉人构成走私,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虽未向上诉人送达,但在沪机关缉告字[2017]543号《行政处罚告知单》中已明确告知了上诉人计税的结论,并将该《海关核定证明书》作为证据予以罗列,故该《海关核定证明书》可以作为定案证据。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上海海关辩称:综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报关发票的价格系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周稷栋提供,上诉人具有逃避海关监管的故意,构成走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2015年1月7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以下简称“机场缉私分局”)对周稷栋制作的讯问笔录中,周稷栋承认之前进口音箱的报关发票都是由其制作,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龚宽让其报关,对机场缉私分局打印的2013年8月23日、2014年3月21日、2014年7月24日周稷栋发送给龚宽的包含进口音箱发票的电子邮件附件,周稷栋均予以签字确认。在2015年4月1日机场缉私分局对周稷栋制作的讯问笔录中,其承认在对其制作笔录及对相关材料签字确认的过程中,办案机关没有对其刑讯逼供,没有不让其吃饭、喝水、上厕所等行为。2017年8月10日,浦东机场海关对上诉人作出沪机关缉告字[2017]543号《行政处罚告知单》,其中告知,经海关核定,涉案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为279,893元,应缴纳税款80,329.29元,上诉人偷逃税款64,186.68元,同时告知上诉人物品偷逃税款核定证明等系作出上述认定的证据。上诉人收到该告知单后,于2017年8月15日提出申辩,但未对计税价格和应缴纳税款金额提出异议。在相关笔录中,周稷栋陈述涉案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分别为5,532.31美元和40,249美元,原审关于周稷栋表示货物实际成交价格分别为5,532.33美元和40,251美元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原审该认定对判决结果尚无实质影响。原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本案中,被上诉人浦东机场海关既是涉案违法行为发现地的海关,也是涉案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海关,依法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对此上诉人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当事人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点:一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对涉案物品报关时故意低报价格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走私并对涉案物品予以没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三是被上诉人浦东机场分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未将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送达上诉人,是否属于程序违法,进而该证明书能否作为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据。对于这三个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对涉案物品报关时故意低报价格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认可执法人员在对其制作笔录时未实施刑讯逼供等行为,其对相关笔录内容均予以签字确认,因此执法人员对其制作的笔录应系其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这些笔录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作为定案证据;其次,在2016年3月16日海关缉私分局对周稷栋制作的笔录中,周稷栋承认其分别于2014年3月17日和同年4月9日向西湖公司支付了涉案两票货物的货款,周稷栋并提供了两张美洲银行支票的复印件,以及西湖公司关于该两笔款项系用于支付涉案货物货款的说明,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报关前上诉人已经知道了涉案货物的实际价格;再次,根据《海关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人委托报关企业办理报关手续的,应当向报关企业提供所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因此,上诉人委托他人报关的,有义务提供包括货物真实价格在内的相关报关事项。根据2015年1月7日机场缉私分局对周稷栋制作的讯问笔录以及2013年8月23日、2014年3月21日、2014年7月24日周稷栋发给龚宽的电子邮件等证据,可以认定在本案之前上诉人委托龚宽报关,均事先向龚宽提供报关发票。因此,在上诉人明知涉案货物的真实价格,且之前委托报关均事先向龚宽提供报关发票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其法定代表人周稷栋未向龚宽提供过涉案货物报关发票的主张不符合常理,难以成立。最后,在2017年3月1日浦东机场海关对周稷栋制作的查问笔录中,周稷栋虽不承认事先告知过龚宽涉案货物的真实价格,但也同时承认“我知道他是做二手音箱的,应该是以二手音箱的价报关的”、“二手音箱价格就是比新音箱价格要低,也就是报关的价格比我实际成交的价格要低”、“我知道我会少缴税”。因此,即使按照该笔录中的陈述,上诉人对涉案货物以低价报关至少是持放任状态。综合以上证据,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在对涉案物品故意以低价报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走私并对涉案物品予以没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上诉人认为其行为属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申报不实的行为,不属走私行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其行为构成走私属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申报不实行为,在体系上位于该法第三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及其处罚”,因此申报不实行为应属于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而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但不构成走私行为的,是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故对上诉人行为性质的认定,首先应看其是否属于走私行为,只有在不属于走私行为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认定其是否属于申报不实行为。根据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走私行为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中“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走私行为具有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本案中,上诉人明知涉案货物的真实价格,却以低价报关,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其明显具有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根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认定其行为构成走私,并根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决定没收涉案货物,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行为属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申报不实的行为,不属走私行为的主张难以成立。
  三、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未将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送达上诉人,是否属于程序违法,进而该证明书能否作为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据。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现并无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规定《海关核定证明书》作出后应送达被处罚人;其次,本案中《海关核定证明书》主要是核定涉案货物的计税价格和应缴纳税款。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虽未向上诉人送达,但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被上诉人浦东机场海关向上诉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告知了根据《海关核定证明书》核定的涉案货物的计税价格和应缴纳税款。因此上诉人已经知晓了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且其在申辩中未对计税价格和应缴纳税款提出异议。据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未将涉案《海关核定证明书》送达上诉人,难以认定系行政程序违法,该证明书可以作为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据。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浦东机场分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上海海关受理上诉人瑞适公司的复议申请后,经过听证、调查,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该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瑞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瑞适影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健
  审  判  员 娄正涛
  审  判  员 黄自耀
  书  记  员 郑怡婧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律适用不统一建议:

相关案号:

建       议: